How many cups of cappuccino does that cost?

So I was reading this book written by Nora Ephron. She described how she would “amortize” anything that was expensive, into cups of cappuccino, making herself feel better and buy it.

I should point out that I don’t normally use the word “amortize” unless I’m trying to prove that something I can’t really afford is not just a bargain but practically free. This usually involves dividing the cost of the item I can’t afford by the number of years I’m planning to use it, and if that doesn’t work, by the number of days or hours or minutes, until I get to a number that is less than the cost of a cup of cappuccino.

See, that is how people in this world are so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Whenever I was facing something too pricey that I was not willing to, or even able to pay for–which is almost everything out there, by the way–I would say to myself: “Jesus, that’s pretty a lot cups of cappuccino!” No, sorry, that’s not true. I do not really believe in God, and neither do I drink cappuccino that often. I am a LATTE person. I probably just said:”Crazy world, crazy people whoever are buying it. That is tons of cups of latte, grande ones from Starbucks.”

Now you know why they call me an absolute pessimist.

海角天涯,我没能带上她

为了周三晚上云门舞团的演出,特地从图书馆借回林怀民的《跟着云门去流浪》抱抱佛脚。
书里写了他跟云门团队世界各地奔波巡演的故事,日记体。虽说是繁体字,语句简短平实,翻阅得很快。大部分文字都匆匆览过,直到看到他写父亲往生后,年迈的母亲出行不便,没法跟着儿子周游列国,听到他说五月德国的话开得很绚烂,请他拍了照片寄回家。林写了这么一句话:“我没能在家陪她,也没有带她去看欧洲春天的花。”
放下书就开始抹眼睛。
少年时期气盛,最不爱听到年长一点的人说什么“你们年轻,没经历过,不会懂。”每每这时,心里倔强,想:“你怎得就知道我不懂。就算没亲历,看了这么多书听了这么多故事,我可以想象可以理解的啊。” 年岁渐长,慢慢的也明瞭当年的幼稚。人生有很多情怀,确实不是靠万卷书万里路能给你的。还真就非得到了那个年限,像是突然开了窍似的,七筋八脉被打通,多年积压下来的感悟厚积薄发,浪奔浪涌地朝你咆哮而来。若是倒退个四五年,读到这句,即便也会被打动,觉得可以理解,可以“共情”,也断然不会像如今这样,为了这么简单的几个字抑制不住地湿了眼眶。
同样的心情,我已在这四五年间在自己的修行道上习得。
去年夏天在加州红木大森林里。第一眼看到那些耸天入地的巨型生物,便久久说不出话。John Steinbeck 在《Travels with Charley》里写这些树,说人们站在它们会不自觉地静默,脑海中唯一能想到的词是“respect”. 我带着一颗朝圣者的心与它们对视,交谈,朝夕相处了两日两夜。我不知道通常人们在与自然界的古老与神圣狭路相逢处,除了谦卑地低下头审视自己的渺小,还会想到别的什么吗。我毫无来由地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也许,在面对外界超出自己掌控的宏大与壮丽时,人们就会抛去平日纠缠拉扯的那些俗世虚幻,退回内心最原始的那个点,叩寻的是生命深处最原始的羁绊。快要离开时,车贴着巨木缓缓爬出山谷,车速渐渐加快,窗外景象倒退,模糊。“好可惜,这些我此生也许再也忘不掉的景象,我父母这辈子也许都没有机会看到。”我在沉默许久后说了这么一句话。
同行的伙伴赶忙宽慰着说了一些“可以拍照片视频给他们看”“以后他们过来玩可以再带他们来”之类的话语。
我叹了口气。心里清楚,我可惜的并不是他们没有机会把我看过的这些风景重新再看一遍。我的难过,也许更多的是来自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人生道路的渐行渐远,生活上参与戏份的日益减少,直到有一天相互退出对方的人生舞台。即便习惯了同辈间的人来人往,聚散离合,对于父母,却很少意识到我与他们对彼此人生的参与度,也是极其有限的–远低于成年前由生活上的朝夕相处和从物质到精神的依赖所带来的幻觉。
曾经和一位朋友聊到人生最孤独的时刻。我想应该是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路已经开始走出了父母依仗自己有限的人生经验能帮忙给予指导,甚至全权做个主的范畴。“我们全力支持你。”从某个阶段开始我越来越多地从父母口中听到这句话。总觉带了两分无奈。下一代人早晚会走进一个上一代人不熟悉的世界里。需要去适应的游戏规则,去解决的问题,大部分都不是他们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那一套。除了期盼一切都好,除了精神上无条件地支持,也确实不知道还能再说什么。早晚都会有这么一天的。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时,伴随而来的是排山倒海压过来的孤独和无助感。即刻便也明白了这是一代代人成长阶段避不掉的必经之路。无助渐渐散去,只剩下满心的无可奈何。
十八岁上大学离家,二十岁出头来到地球的另一边。美国中国说起来很远,现代科技其实早已模糊了人们距离的意识。坐上飞机,也不过十几二十个小时便越过了太平洋。物理上对距离的无感,也延缓了我对心理上距离增大的觉悟。从十八岁开始,父母和我都在适应人生新的变化,适应双方在对方生命里的逐步缺席。有时我也会在电话里说“再过两年就回去了。”母亲只是笑笑:“你们回来了也不可能再长居在我们这儿了啊。”也是,于是也只能跟着笑笑。生命是一条单行道,道上的人被命运推着无可逆转地向前奔跑。
这些年与家里的联系算不上频繁,倒也没有断。与父母间的谈话越来越多的回归到家长里短,生活的琐屑上。
–“身体还好吧?一定要注意身体”“好的。”
–“家里暖和了吗?”“暖和,不用穿外套了。”
–“你爸最近迷上了骑车。”“哈哈,看着是瘦了。”
–“咱家买了个面包机。”“是吗,发面包的照片来。”
偶尔提及一些不大不小的变动。
–“你爸这学期在新校区帮人代课,在**市。”“哦。”–其实我并不知道**市在哪里。
–“我们夏天去西岸,又要搬来搬去了。”“哦。”–其实对他们来说没有区别,从12小时时差到9个小时,仍是昼夜颠倒。
–“我重新申请了一个项目,想换个专业念了。”“好,挺好。”–甚至都没有问申的啥,也明白问了也不知道我说的是啥,只觉得我自己计划好了就好。
要说在网络时代以前,也许再怎么离家万里,也有那么一些时刻需要立即打通电话到老家–“妈,红烧牛肉面怎么做的来着?”“最近上火,有啥方子,要喝点啥么?”现在,都可以敲几下键盘解决了吧。
其实是享受跟他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的,无需涉及多大的话题多前沿的内容。那些少年的意气,做的梦写的诗宏大的目标迷惘的困境,统统都交由了同辈人分享,留给上一辈人的,也就只剩下些最接地气的问候和最细微的关心。
从北走到南,从东走到西,离家这些年也去了不少地方。起初是想起的时候说说,放假了会去哪里或者去过哪里。这些地名往往并不为他们所知道,百度一下,有个大概印象便是。母亲视频时常念叨:“多跑跑好,我要是再年轻些我也要到处跑。”“多念几年书好,我要是再年轻点我也想念。”眼里满是艳羡。于是开始给他们传照片。每去一个地方拍下大量照片,一张张挑选,缩小了尺寸悉数传过去。“怎么都没见到你。”“照片里怎么没有人啊。”父母每次都不甚满意。跟他们反复解释这些风景有人不好看,会破坏艺术氛围,或者相机在我手上当然照不到我,都是没有用的。“想看这些我们可以去网上搜嘛。”母亲大人撇撇嘴。好吧,又传过去几张带脸的。“天啊真好看!”“啊?”我微微惊了一下,自己没整容啊。“你看你身后这泉水,好清澈,后面那片是棕榈还是椰子树?真好看。确实是热带,跟电视上画上一样漂亮。”母亲大人完全忽视了自己要来的画面上亲生女儿那张大脸,对着背景指指点点。
我心里清楚,哪里有电视上画上好看。只不过,这是自己女儿到过的地方看过的风物,她透过我的双目看过去,满眼都是最美的光景。

林怀民说他的母亲把他寄去的花的照片张张做上标注,小心地收藏好,怕年纪越来越大会记不住认不出。我的母亲,也是小心翼翼地将我发去的照片另找空间单独存起,还做了备份。某次回家看见她所有的电子设备的桌面布景都是我发来的照片。闭上眼就能想出那幅场景–闲时从文件夹中找出,一张张浏览翻阅,嘴角带笑,说着“真好看”。这些都是她想去而未能去到,想看却只能通过我的照片看到的风景,是我脱离旧巢后独享那部分世界。往后,这部分也只会越积越广。

这世界说小不小,说大不大。海角天涯,我没能带上她。

关于爱

塞林格说“爱是想触碰又收回的手”。这种小心翼翼,欲说还休,分明是青春期萌动的小暧昧,倒不比“性”,“婚姻”,“一堆孩子”,和“清晨六点的吻”更像爱了。硬要说到手,爱也是奔波一天,待百日里纷扰散尽后,深夜并排躺下时紧握的双手。

同床异梦

昨天半夜做了个梦,梦里出现了几个熟人,说了很多很多我现在一句也想不起来了的话,做了很多我现在一件也想不起来了的事,只记得这些好像都是在为吃饭做准备……(Why?–Don’t ask me. Told you it was a dream, which means it usually doesn’t make any sense.)

只记得最后一个朋友拍了一下手,很兴奋地说:“对了!我们去吃牛角!”(解释一下,牛角是一家著名日式烤肉店,本人曾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和朋友们花了单程两多小时汽车转地铁转步行,慕名而至他家在纽约市的分店尝鲜。从此齿有余香,念念不忘。)于是移步换景进入了一家城里街道边的小店,内部倒确实是烤肉店的装潢。大家入座,点菜,服务员把盘子端了上来。突然,我-就-醒-了。带着怒气迷迷糊糊睁了眼,发现自己以一种很扭曲的姿势被很不舒服地挤到了床边上,脑袋被小伙伴的脑袋抵住,还一动一动地不停在轻撞我的头–想必就是这种撞击把我从烤肉处拉了回来。我实在太生气了,带着“挡我吃肉者杀无赦”的心情把对方拍醒,质问他为什么一边睡觉一边动头。小伙伴摸摸脑袋,努力回忆了一下,说他也在做梦,梦见自己在打一个怪兽。梦里他不停地用力挥舞着一根很长的带子,脑袋一动一动的应该就是在使力。我气消了一点儿,可还是太不甘心一顿烤肉就这么没了,说:“你怎么能为了打一个怪兽把我弄醒呢!我一口都没吃上。”小伙伴很认真地告诉我,这个不是一般的怪兽,这个怪兽的所有资料都是用矩阵表达的。他在梦里一边挥带子一边还得读取矩阵里的信息。我愣了愣。听起来是蛮高端的,一个懂矩阵的怪兽,确实比得过一盘烤肉了。转头便又睡去。

等早上完全清醒过来,觉得前所未有的沮丧。人家连做梦打怪兽都不忘看矩阵,我却做梦都不忘吃肉。做个梦都做的这么低端不上台面,不得不承认,有时候人与人的差距真是全方位的啊。

 

2014-03-03

出了湖北再没遇到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人知道“三月三,鬼门关,地菜煮鸡蛋”这一类的话了。嗯,当然那是指农历。打日期时顺便想到的。

周末做驴打滚失败了,虽然小伙伴还是坚持着说“好吃”并且不懈地将它吃了下去。看,非单身总还是有那么一丁点儿(如果不是太多)的好处的。放心大胆地去探索一切食谱吧。别再担心失败了浪费粮食,反正总会有人收拾残局的。

至此,我在糯米粉界保持完败记录。这实在是给本就不光明的世界雪上加霜了一碗负能量。

国内最近发生的事不想多说。本就是个灾难事件,看着网上那些吵吵嚷嚷的,更感悲哀。有人说“It is often easier to feel angry than to feel sad.”–I do feel sad. I do. 我翻着新闻,说了句:“长大后面对这个世界有着越来越强的无力感,原来不管学什么都不能让它变得好一点儿。” 小伙伴愣了愣:“学什么?”我不知道怎么把我混乱的想法表达清楚。比如说小时候问起来以后要做什么和为什么,我们有一些看似很清晰的回答:做警察,抓坏人;做医生,治病救人;做记者,揭露社会黑暗面;做老师,传播知识教育下一代。那时候每一种选择都有着明确的导向。而且是真心相信“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Seriously, the world doesn’t work this way. 真实世界之宏大之复杂,连去理解它都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上穷碧落而不得,更何况以一己之力想去影响它。到最后也只能对那些听来看来的人间惨剧叹口气,庆幸下主角不是自己,然后继续在原来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图口饭吃。该如何看待这世间的恶呢。现实主义的最终妥协也只能是承认其存在的必然性,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刀锋》里的拉里只不过亲厉了一个生命的消逝,便想要遍寻这世间的真理来帮助消解那些摆脱不掉的困惑。他最后的得救之道居然是宗教。我必须说在这一点上我深感失望。这几乎抵消了我在书的前半段对他的由衷喜爱。宗教从来都不是这个世界的救命稻草。哪个宗教都不是。君不见这世上多少的恶都是顶着神的名义作下的。不要争辩说主本身是以爱示人,教义本身是教人为善,只是被一些愚昧的人利用了。(话说把人往愚昧了教不就是你们的目的么。)我不否认各类教中广大善良教徒的存在,也愿意相信也许每一个宗教创教者当初是真的在探求人生真谛,想要济世救民。只是初衷是好的也不能保证路没走偏。字里行间卷轴书经上写的再漂亮,也改不了宗教就是一堆精神鸦片,以洗脑和束箍思想为根本目的的本质。

那么,科技呢?很遗憾,即使在已经享受到了众多科技带来的便利的今天,我们还是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科技不是万能的。基因可以被测序了,天花早已绝迹了,有些癌症的治愈率甚至都有百分之八九十了,可是第三世界的人还是可能因为犯了一点小小的炎症无处可医而致死。这显然不是科技不够发达导致的。科技管不了民族冲突领土争端,解决不了医患纠纷政商腐败。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很多当下发生的而以前人类历史上并未出现过的问题,都是科技发展带来的。作为一名不合格的理工生和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我很伤感科技不是万能的。

当然,哪里会有什么东西是万能的。

当年鲁迅在弃医从文的时候,是相信凭借文字的力量能够救到更多的人。真是羡慕放下手术刀拿起笔杆那一刻的他,有信念总是好的。只是不知道在见了那么多事写了那么多字后,这份信念还在不在了。不知道为什么,读鲁迅的文我根本不觉得他像教育部编教材的人描述的那样是个“斗士”。言语间明明是悲哀多过激昂,是一种分明已经心灰意冷却又不忍心令别人也绝望的善良,和大抵也确实是不愿死心,怀了最后一丝残念,为了不伤害到这由希望灼烧而成的余烬而硬打造出一副外观坚固的铁盒把那点柔软装起来小心保护怕被识出的悲壮。脑海里总有副画面是他吐了口烟圈说:“这世界绝不会好了。”可下一秒若真有什么好转,他比谁都欣喜若狂。

扯远了。回到“世间的恶”。伙伴说最终还是得靠经济发展和教育的普及。我摇摇头:“这个基本等于一句空话。经济发展得发展到“共产主义”“共同富裕”那种乌托邦阶段才有可能消除这世间的罪行与仇恨吧。在那之前常常都是加剧两极分化,控制的不好就会激化社会矛盾。”

你可以说每一股力量在自己的范围内发挥功效,最后的综合效果就会是好的。又很遗憾,世界不光没那么美好,也没这么简单。不说这社会的方方面面自己尚有自己的烂摊子要收拾,就是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也不真的就是协同作用,有时一方的发展会在另一方处导致新的冲突。

有些问题越想也不过越是增加那份个体在面对宏大世界时的无力感而已。我已说过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好在我也是一个悲观理想主义者。我不知道能怎么办,也不相信这世界真能找到最终的得救之道。但我总还是相信,还是有很多愿意思考愿意尝试愿意尽量去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的人的。看到他们的存在,我就相信这个世界不至于陷入太糟的境地,甚至会稍稍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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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好我也能成为这样一种存在,不论从事什么行当,不论影响力大小。至少的至少,不添乱,不增恶,也好。

 

唯一的日子

太喜欢的句子。无奈自己的字无法见人,逼着小伙伴帮忙抄了下来好贴在墙上。
有些译作读了让人总觉意犹未尽地想设法看看原文,有的译作本身已经足够动人,让人觉得”enough”.这篇读罢,我只觉得不懂俄文也没什么可惜,译得准不准也不在乎,这些中文字摆在一起已足够使人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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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有趣”人

    2014年的214,元宵节和情人节拉着小手拥抱彼此。为了欢庆双节,山里飘了两天可以载入“山居史记”的大雪。早上睁眼拉开窗帘有种回到了长岛的既视感。想不到跑了一千公里躲到了南部最北北部最南的山上还是躲不过这种让人出不了门的大雪。
    今年米国的雪从“丰年”下成了“疯年”。曾经看过一副用各种颜色标明全美各州降雪停课标准的地图。小山村被划在了“Whenever it snows”的区域。就是这么个地方,今年也已经大大小小地落了三四场雪了。小区里的猫狗陷入了一种失控的集体狂欢状,横冲直撞四散奔跑。我相信这是刷新他们猫生观狗生观的一个冬天。
    吃过午饭,跟小伙伴坐在客厅地毯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聊手头的书,聊最近读的文,聊过往的生活和未来的模样。两人盘腿坐着,面前是连通阳台的落地窗,正对着窗外飘扬的雪花与狂奔的小动物,桌上是刚出炉的饼干和剩一口的冰啤。

    聊着聊着因着什么话题相互会了意,对视一下,又都扭头看向窗外轻声笑了出来。接着是短暂而放松的沉默,各自对着窗外想心事。突然就有了一种这雪永远都停不了的感觉。

    落雪的天黑得很早。伙伴起身回房敲代码去了。我在客厅裹了张毛毯,把音乐打开倚着书柜胡乱翻书。翻着翻着,突然有了起舞的冲动。空气中飘荡的是Paul McCartney的《My Valentine》.

What if it rained?

We didn’t care

She said that someday soon

the sun was gonna shine.

    不是说要“Dance like nobody is watching you” 么. Indeed there is nobody watching me. 把书丢到角落,光着脚丫站起身来旋转.《Grey’s Anatomy》有一段我很喜欢的剧情是Cali曾在很早期的剧集里有过高兴地时候穿着内衣在屋子里跳舞的表演,后来当她遭遇了妻子的出轨,争吵,冷战,生活状态一团糟的时候,她说:“I used to be an interesting person. I used to dance in my underwear. I am totally fucked up and I don’t do it anymore.” (凭印象写的,不一定是原话。)为了重新把生活拼凑起来,为了找回那个有趣的自己,她在某天哄睡了孩子后,打开音乐跳起了舞。脱掉了外衣。
    我真喜欢穿着内衣跳舞时的她,浑身发光。我更喜欢的是那份自省,当你的生活低落到谷底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那份清醒,要记得老子曾经多么有趣,然后get it back。因为,“有趣”几乎是我人生的终极指南。丢了什么,也不能丢了它。回头看看所有那些曾以为是走不穿看不透的黑暗时光,所有当时对自己的嫌弃与厌恶,都源自一个感觉:“I used to be an interesting person. Not any more. ”

    现在的我也许还在黑暗里,也许已经走了出来,更可能的是在一个黑暗通往另一个的间隙。不管怎么说,感谢黑暗里拉住的手,感谢这双手的主人恰好有趣,感谢它陪我找回了我的有趣。我也可以穿上最柔软的内衣在自家客厅无所顾忌地跳舞。当然,我没忘记拉上窗帘。

    这又让我想到一个很俗的问题:“什么样的感情是好的感情。”

    一千个人可以有一千种答案。至少在我这里,好的感情应该是两个本身有趣的人的相遇,触发出新的有趣的生活。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对爱情或是爱情的对象抱有条条框框的幻想的人。它来了,便来了。他是什么模样,便是什么模样。非得谈期盼,只能惟愿它是简单的,他是有趣的。毕竟与有趣的人同过,生命才不能算是妄费。我也不会无谓地去贪索长久。即便是身在感情中的时候,也是明白感情这事有一天算一天。惟愿还在其中的我们都是快乐的。

    《Before Midnight》里结局是开放式的。但我相信这俩人至少现在散不掉。这场话痨与话痨的爱情,只要他们还能一直这么聊下去,吵下去,也许真能”put up with each other” for another fifty-something years. 毕竟,双方都是有趣的人啊。这世上,无价宝不好得,有趣人亦难求。

    西方婚礼誓言中爱说“I’ll always love you till the death tears us apart.” 颇不以为然。要知道这世上但见生离多过死别。真的拆散人的通常是活生生的生活而不是最后死生那条线而已。若要我重新宣誓一次,我想我会这么誓词:“Whenever we two are together, hopefully life is interesting. I will try to be with you, as long as we are both happy about that; I wish I can love you, till the day on which it is meant to end and the life tears us apart.”

    即便相信缘起终有缘尽时,还是感谢所有的发生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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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随手从书架上抽的是一本女人为女人编辑的诗选,叫《She Walks in Beauty》。里面按照“Fall in Love”, “Break up”, “Make Love”, “Marriage”等等主题精选了古今中外一些编者认为洽合该主题的诗歌。翻到“Love Itself”主题下一首叫“Out Beyond Ideas of Wrongdoing”的,很喜欢。

Out Beyond Ideas of Wrongdoing

by Rumi

Out beyond ideas of wrongdoing and rightdoing,

there is a field. I’ll meet you there.

When the soul lies down in that grass,

the world is too full to talk about.

Ideas, languages, even the phrase each other

doesn’t make any sense.

Rent Too Damn High

      上个周末敲定了去加州的机票和房子,可以了无牵挂地等着夏天的到来了。去年大苹果给伙伴安排的是cooperative housing(公司帮忙租的公寓), 完全不用我们自己费心。今年谷哥哥给了一笔安家费,虽然也提供了合作的公寓供选择,但考虑到我要同去,决定还是自己单独在外面租房比较方便。
      在此给Airbnb打个硬广告,真是出门短租必备产品;同时也吐个硬槽:“湾!区!才!应!该!成!立!rent-too-damn-high party [1] 好!吗!” 山里租个一室一厅带厨带卫大公寓一个月才七百块钱,搬到湾区去两千块钱只能求得一大家子里的一间房,这个价还指不定带不带独立卫生间,得看地方。我看着高昂的租金对着伙伴发牢骚:“都是你们这帮破码工们闹的。”
      美国湾区(Bay Area) [2]因着是硅谷所在地,又有Stanford,UC-berkeley两大名校撑着,聚集了数不清的各类high-tech (高科技公司)与start-up (创业公司)。Google,Facebook,Apple这些巨头们在发家致富的同时也把加州的房价推升到了一种疯狂的境界。(当然,我怀疑加州华人众多,带去了国人的炒房风气也是一大重要因素= =)近几年来,湾区原住民和巨头公司们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前几日三藩市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google等公司接送员工上下班的免费班车不可以再像以前那样薅资本主义羊毛,免费停靠在市内公交站点了(说真的,我对于以前居然可以免费停靠感到震惊。)。不知道这法令的颁布能不能稍微缓解一下剑拔弩张的气氛,减少一些原住民们成群结队上街抗议拦停这些公司免费班车的事件[3](不过这些班车上为了确保员工随时可以办公都是装有免费wifi的,所以人家公司不一定真的在意你们拦不拦车。。。) (查找背景资料的时候发现随着抗议的升级,已经出现了一些砸玻璃等暴力行为。)我在找房子找得最火冒三丈的时候也曾经开过玩笑说等到时候伙伴坐着Google的大巴去上班时,我要跟着当地群众们一起举着标语去拦车。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RENT . TOO . DAMN . HIGH.

      出生于加州的美国诺奖作家John Steinbeck 在他的<Travels with Charley: in Search of America> 中写到自己阔别家乡多年后重返故土,目之所见均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时的复杂心情。彼时的美国西岸已经掀起了源源不断的移民潮,小镇转眼扩张为城市,乡间泥路隔天便成了四道高速。

     “This four-lane concrete highway slashed with speeding cars I remember as a narrow, twisting mountain road where the wood teams moves, drawn by steady mules. They signaled their coming with the high, sweet jangle of hame bells. This was a little little town, a general store under a tree and a blacksmith shop and a bench in front on which to sit and listen to the clang of hammer on anvil. Now little houses, each one like the next, particularly since they try to be different, spread for a mile in all directions. That was a woody hill with live oaks dark green against the parched grass and a television relay station lunges at the sky and feeds a nervous picture to thousand of tiny houses clustered like aphids beside the roads.”

      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对本土居民生活文化等各方面的冲击,由此分化出的两类居民群体冲突频发,关系紧张。这都不是当下才出现的新鲜话题。其实今天义愤填膺地去拦截科技公司大巴,游行抗议大量涌入的IT移民侵占资源给本地人生活带来极大不便的人,大多数也许就是当年受到排挤遭到嫉恨的移民的后代。如John书中所言:“And we were an outrage to the Spanish-Mexicans and they in their turn on the Indians. ”

      对于家乡发生的单向不可逆转的改变(change),或者叫做“发展” (progress),John谈不上高兴,倒也不算抗拒,更多的不过是抱着怀旧之情,泛起一股正常人类固有的对待旧事物的缱绻挂念情绪而感到无可奈何罢了。

      “And isn’t this the typical complaint? I have never resisted change, even when it has been called progress, and yet I felt resentment toward the strangers swamping what I thought of as my country with noise and inevitable rings of junk. And of course these new people will resent the newer people. I remember how when I was a child we responded to the natural dislike of the stranger. We who were born here and our parents also felt a strange superiority over newcomers, barbarians, forestieri, and they, the foreigners, resented us and even made a rude poem about us:

The miner came in forty-nine,

The whores in fifty-one.

And when they got together,

They made a Native Son.

      Sometimes the view of change is distorted by a change in oneself. The room which seemed so large is shrunk, the mountain has become a hill. But this is no illusion in this case. I remember Salinas, the town of my birth, when it proudly announced four thousand citizens. Now it is eighty thousand in three years and perhaps two hundred thousand in ten, with no end in sight [4]. Even those people who joy in numbers and are impressed with bigness are beginning to worry, gradually becoming aware that there must be a saturation point and the progress may be a progression toward strangulation. And no solution has been found. You can’t forbid people to be born–at least not yet.”

      John去一个酒吧参加旧友的聚会,一直留守在家乡的伙伴召唤他回来,回到家乡回到老朋友身边。尽管有那么一瞬间感到一股热浪涌上心头,他还是只能难过地回答道:“I live in New York now.”

      旧友一开始还坚持这说这是你的家,你的归属之地,你百年后应该长眠的地方。可随着争论的继续,朋友自己也渐渐开始感伤,承认时间改变了太多东西,家乡和人都不是从前的模样。

 

      “Step into the street–strangers, foreigners, thousands of them. Look to the hills, a pigeon loft. Today  I walked the length of Alvarado Street and back by the Calle Principal and I saw nothing but strangers. This afternoon I got lost in Peter’s Gate. I went to the Field of Love back of Joe Duckworth’s house by the Ball Park. It’s a used-car lot. My nerves are jangled by traffic lights. Even the police are strangers, foreigners. I went to the Carmel Valley where once we could shoot a thirty-thirty in any direction. Now you couldn’t shoot a marble knuckles down without wounding a foreigner. And Johnny, I don’t mind people, you know that. But these are rich people. They plant geraniums in big pots. Swimming pools where frogs and crayfish used to wait for us. No, my goatly friend. If this were my home, would I get lost in it? If this were my home could I walk the streets and hear no blessing? ”

      John 完成他著名的”Travels with Charley” road trip是在1960年,彼时硅谷的传奇故事才刚刚开始上演而已。如今已是半个世纪过去了。想来当年不管是远离了家乡的John还是他酒吧里那些一直留守故土的朋友们,在感叹家乡正在经历的变化之时,都未曾想到他们抱怨的是一段前所未有的历史开篇。此后几十年加州湾区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人类语言可以描述的范畴,不管是“日新月异”还是“翻天覆地”在其面前都显得too weak。我很好奇,如果John活到了今天,看到了湾区崛起的新贵们的生活,看到了这漫山遍野的high-tech coops 和 start-ups, 看到了当年被他们在心里默默排斥的移民后代已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本土居民,举着标语上街游行抗议新的外来者–看到这一切的他,又会写些什么。还是说,这些已经远超出他能预见的图景,除了在震惊中沉默,他也只能像我这个过客一样,骂一句:“Rent too damn high!”

注:

 

[1]. “Rent is too damn high party”: “房租太他妈高党”, 是美国一名叫Jimmy McMillan 的人在纽约成立的一个政党。名称很清楚地表示了该党的成立宗旨是为对抗纽约高贵冷艳的房价。2009年Jimmy以该党名义参选纽约市长获得超过4万张选票。Wiki链接:http://en.wikipedia.org/wiki/Rent_Is_Too_Damn_High_Party

[2]. San Francisco Bay Area: 通常称作Bay Area,译作“湾区”. 是美国加州北部以三藩市(即旧金山市)为核心的一块儿区域。区域内主要城市为三藩和圣何塞(San Jose, also known as the capital of silicon valley.)

[3]. http://www.theverge.com/2013/12/20/5231758/protesters-target-silicon-valley-shuttles-smash-google-bus-window

[4].  2010年的数据显示Salinas人口已达15万人。wiki链接http://en.wikipedia.org/wiki/Salinas,_California>